前些日子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发布，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.62人。在过去，因为兄妹多，加上几代同堂，很多家庭一般有六七口甚至更多的人。有更多的人就有更多的事，一大家子，烦恼不少，欢乐也多。而不管曾走过多么艰难的日子，大家庭生活都特别令人回味。

重大事

父母采纳子女“超前”主张

讲述于文国63岁来自山东烟台

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，我们兄妹四个相继来到人世。哥哥大我两岁，我大妹妹3岁，妹妹大弟弟4岁，一家6口人挤住在三间茅草房子里。当时生活十分艰苦，但一家人亲亲热热，没有什么大的争吵。

三间低矮的茅草屋，我们一直住到年，父母想建新房子了。那年3月的一个晚上，我从公社回家，父母向我和弟弟妹妹征求意见。当时，哥哥参军已近5年，我到公社工作也有两年半，弟弟和妹妹还在念书。父母眼瞅着老大、老二都二十岁出头，该找对象了，盘算建房子的事。那晚，父母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咱家打算盖房子，借点钱，一次性盖6间，为老大、老二各准备三间，你们三个都给个态度。”父母话音刚落，弟弟妹妹都看向我。我事先也想过这事，说：“这事不算小，我先给我哥写封信再定吧！”

两个星期后，哥哥回信：“家中经济状况了解不多，还望父母量力而行，不要有过重负担。”父母将信交与我，等着我表态。我不再犹豫，说出了自己的主张：“国家开始改革开放，经济发展环境会放宽，农村人大可放心甩开膀子干。我们哥俩浑身也有使不完的劲，能够助父母一臂之力。咱就由一次建6间升级为8间，茅草房改为砖瓦房，让以后住房宽敞像样些。”一次性建8间新房，在周边村庄都还没有过呢。苦苦煎熬多年的父母犯嘀咕：增加两间，多出点力算不了什么，少说还要多借上千元钱，要哪年才能还清？眼见父母有所畏难，我说：“我再给我哥写信，看看他的想法。”这次，我们兄弟俩达成共识：“好时代即将到来，只要肯动脑能吃苦，增加收入肯定没问题。盖新房落下‘饥荒’我们承担，请父母宽心。”面对我们兄弟俩的坚定请求，父母采纳了这个“超前”主张。

当年，在求得亲戚朋友的帮助下，我们家经过辛勤忙碌，盖起了8间新房。次年秋，一家人喜迁新居。哥哥和新婚妻子住西边4间，其他人搬进东边4间。之后，仅两年多，我们就还清外债，还吃喝有余，日子一步一个脚印地红火起来。

惊吓事

小弟丢了，全家狂找

讲述孙明明77岁来自湖北武汉

年，孙明明（后右）和弟弟妹妹们合影

我小时候生活在河北农村，兄弟姐妹七人，我排行老二。父亲在生产队喂牛，昼夜值班；母亲在农田劳动。父母挣工分养活一大家人。我们大点的孩子，放了学就去地里拾柴割草。最小的弟弟（胖墩，年生）由小妹（小妞，年生）负责照看。虽然家境很穷，缺吃少穿，但一家人勤奋努力，也算安稳度日。

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天黑了，母亲做好晚饭召唤全家人吃饭，却发现胖墩不见了。母亲问小妹：“你背他出去玩了，怎么只你回来了，他在哪儿呀？”小妹急得“哇”一声大叫，说在杨家街口玩，把胖墩放那里了。母亲心急火燎地叫我和小妹快去找。我们飞快跑过去，不见人影，垂头丧气地回来。母亲火了，让大家全部出动，到各条街道各个村口都去找。我们兄弟姐妹跑出去，找遍了各处地方，连井里都看了，不见人影。夜里9点多了，村里一片漆黑，我们又饿又累，谁都不想动了。母亲很绝望，只好说：“吃饭吧，明天再继续找。”

我去帮母亲端饭，走过桌子旁的木椅子时被绊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我仔细一看，见椅子底下伸出一只小脚。原来，是小弟在椅子底下睡着了。我立刻喊母亲来看，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。母亲一把把小弟搂在怀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全家人吃晚饭，照样是小米粥加窝头，但是我吃得非常香。

淘气事

与哥哥联手跟“招弟”打架

讲述王彦宏70岁来自湖南醴陵

年“招弟”与弟弟们合影，骑车者为王彦宏

大姐出生于年，不是我亲姐，是我父母在县育婴堂（收养弃婴的机构）抱养的。那年，父母都年近30岁还没有子女，非常焦急，就抱养了大姐，并取了个小名叫“招弟”。

自从招弟进了门，父母在11年时间里接连生下了我们兄妹5人，分别是大哥彦宗、二姐彦斌、二弟彦宏、三弟彦明、四弟彦湘。彦宏就是我，年出生。父母见招弟立了如此“大功”，喜欢招弟胜过喜欢我们，视为掌上明珠。父母的溺爱使招弟全无姐姐风范，不把我们5个弟弟妹妹放在眼里，时不时还欺负我们一下。姐弟几个分成两派：招弟一派，我与哥哥一派。二姐与另两个弟弟属没有发言权的，成不了派。我与哥哥常联手跟招弟打架，然而败多胜少，有时还破皮出血。即使这样，父母也从不会责骂招弟。招弟上六年级时，有一天带了几个同学来家里炒豆子吃，硬是不让我尝一口。我馋得学姐姐的样子去炒豆子。灶膛只有余火，我不会生火，放下绿豆翻炒几下，调了盐水倒入锅中……最后，我把湿漉漉的生豆子放在胸前口袋，边走边吃，盐水湿透了衣裤。

大姐的大名叫王相宗。几十年过去，我们姐弟重提当年的糗事时，大姐总是会不无骄傲地承认这是事实。不过，这些往事早已成为我们老姐弟之间的趣话了。

欢乐事

全家上阵摸田螺做喝螺

讲述毕政71岁来自湖南长沙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生活很艰苦，而我们五姐弟都是正长身体的年龄。最大的是姐姐，17岁；其次是12岁的哥哥和10岁的我，下面是两个不满10岁的弟弟。不过，一大家子虽然生活艰苦，却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事。其中，摸田螺做喝螺（一种小吃），特别叫我难忘。

粮食不够，为了尽可能给我们增加营养，每当有空时，父母就带着我们姐弟几个，不是上山摘野菜，就是下水捕鱼捉蟹摸田螺，千方百计改善伙食。很多时候，父亲带我们奋战大半天，弄一身泥巴，收获大半篓田螺。摸田螺很有趣，父亲说给我们做喝螺吃，我们更是兴高采烈。然而，欲吃美味得一步步来。首先是将田螺放在清水中养着，让它们吐出泥沙。养三五天后，盆中水色越来越清亮。这时，我们姐弟几个一齐动手，用鞋刷把田螺刷洗干净，然后下锅里煮了。煮过水的田螺要沥水晾干，然后除掉堵封壳口的盖子，再把尾部切除——这些准备工作，由我们姐弟几个承担。随后，父亲操锅铲，在母亲的配合下大展厨艺。不到半小时，一碗色香味俱全、令人垂涎欲滴的喝螺摆上了四方桌。人多力量大，大家一起干活有说有笑很轻松，一起吃美味更是热闹非凡。

我记忆特别深刻的，每逢除夕之夜全家欢聚时，喝螺最受青睐。吧嗒之声此起彼伏，谁也顾不上多说话。这时，父亲会喝二两高粱烧酒，借以驱逐满腹愁绪，更积聚养活全家的能量。

心酸事

姐妹几个共用一条棉裤

讲述刘志云56岁来自山东潍坊

我小时候，家里有6口半人：父母、两个姐姐、一个哥哥和我，奶奶由父亲兄弟三个轮流养，算我家半口人。父亲有痨病，常年不能干重活。这么多张嘴吃饭，得有人干活才行。父亲重男轻女，让哥哥上学，不让两个姐姐上学，让她们干活。大姐十几岁，干不了重活，工分不高；二姐更小，只能做点放牛之类的事。虽然挣的工分有限，可二姐时间自由，放牛时摘许多野果子带回家，我们兄妹分着吃，充满欢乐。

父亲常年吃药，没钱就到生产队借钱。大姐、二姐苦干一年，年底结算，一分钱领不到，还倒欠队里钱。家里没钱置办衣服，热天还好过，每个人有点布头遮着就过去了；冬天，没厚衣服出不去门。母亲从娘家捡来旧衣服、棉絮，洗净、晒干，缝制了一条棉裤，给我们姐妹共用。没事时，谁都不舍得穿，放在炕边。姐妹几个盖着被围坐在炕上，谁有事出去谁穿上棉裤，回家再脱下来。这件事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虽然日子非常艰苦，我们经常吃不饱饭，但我们姐妹团结友爱，有一口吃的也分着吃，大的让着小的，每天也过得挺开心。

一大家·影像

新中国刚成立时，我们兄妹五人跟着父母过艰苦日子。大哥凭着半年的初中学历，当了小学教师。二哥、小弟、小妹和我都刻苦学习，成绩名列前茅。年，我们向父母请示后，“奢侈”了一回，照了这张合影。天道酬勤，我们兄妹后来都成了国家干部、高级知识分子。（北京李玉荣80岁）

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7个，我是老大，年出生。不管生活如何艰难，父母千方百计让我们上学念书。我们兄妹中，最低文化也是高小毕业。我是初中毕业上技校，年参加工作。二妹年招到武汉钢铁公司工作，到年已满3年，也可享受探亲假了。于是，我们一块回家探亲。一家团聚，非常欢喜，去县城照了这张全家福。（湖南常德王文友85岁）

我们兄妹五人，年少时生活贫穷，却很快乐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在中学教书，很少回家。二弟当兵，更难得回家。年，我调到村里小学任教。年夏，二弟回家探亲，一家人照了这张合影。父母坐在前面，大妹、小妹和三弟站在旁边。后排，右边的帅小伙是二弟，我站在中间，左边是我妻子。这是我们一家八口唯一的全家福。（山东禹城贺书棋83岁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