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的家乡，没有“蛙“的文雅叫法，青蛙叫蛤蟆，蟾蜍叫疥蛤蟆，还有一种不能招惹的气蛤蟆，一生气，小小的身体会膨胀好几倍。

老家人也没有吃青蛙的习惯，再清贫的日子也没人打蛤蟆的主意。小时候雨水多，蛤蟆满地乱蹦。以前，每年夏天洋河泛滥，河水漫到新堤与老堤之间那个大坑里，不仅留下鱼虾，还养活了成千上万只，“呱呱呱呱”叫唤的蛤蟆。

于是，这块地叫蛤蟆洼，名字起于何年何月已无从考证。你背着草筐走在河边或大堤，青蛙从青草丛里，或者庄稼地里蹦出来，又飞快地跳过去，好像人类的街道。土黄的疥蛤蟆行动比较慢，好像久经沙场的老兵，又像一个将要临盆的孕妇，慢慢悠悠地穿过乡间的小路。

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，洋河起伏的沙滩上，是割不尽的茅草，河沟里长着很多矮矮的水萍花、香附，水鸡尖叫着，野鸭远远地在河面飘着，时而潜入水中。浅水沟里，长着当年生的小柳树，黑色的蛤蟆卵，用白膜包着一串一串地挂在小柳树或者香附上，香附开了淡黄色的花，水萍花粉艳艳的。

我用脚搅动河水，白色的涟漪扰动着平静的河面，过几天再来看，就变成了甩着小尾巴的小蝌蚪。我脱了裤子，裸着身子过河，河对岸的红荆条丛里，有叠成宝塔形的蚧蛤蟆。在河底挖田螺的时候，常常有小蛤蟆蹦出来，吓人一跳。街里巷里也蹦出来，大大小小的蛤蟆，庄户人家院子的菜地里，时常也蹿出一两只蛤蟆。

阴雨天来临之时，或者大雨过后，蛤蟆的合唱能把天吵个窟窿，众蛙喧闹，却也有沉默的。蹲在坑里的蛤蟆不叫，说是乾隆爷谕旨所封。传说原来坑里的蛤蟆叫得欢实，乾隆西巡宣化府，视察洋河防汛工程。那晚上蛙声不断，扰了圣驾清梦，乾隆随口说，“这坑里的蛤蟆太扰人。”自此“官坑”的蛤蟆统统变成了“哑巴”，有好事的人，特意从村外逮来蛤蟆放入官坑，果然一声都不叫唤。

洋河边，旱地居多，那时候还靠天吃饭，乡亲们对雨水的感情无与伦比。每逢大旱之年，在六月二十四这天（荷花的生日），会组织隆重的祭祀祈雨的活动，村里的寡妇们沿“官坑”清扫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孩子们扮蛤蟆，蹲在地上，学着蛤蟆叫，唱着“老天爷快下雨，收了麦子供养你。”这些歌谣，有时真的很灵验，是夜，乌云滚滚，电闪雷鸣，憋了一夏天的雨，一下子倒了出来。

人们喜爱蛤蟆由来已久，南北朝时期，文人雅士研墨的瓷水注，常制成蛙形，取蟾宫折桂之意。贵州的平坝马场，曾出土过一个瓷蛙形水注，这只瓷蛙具有粗肥的四肢、圆鼓鼓的身体，神态似静息，但双目又欲闭尚睁，好像看到飞虫就会弹射出去。我小时候的割绒棉鞋，鞋面是黑条绒的，左右脚对称趴着一只绿色带黄花纹的蛤蟆，走起路来都觉得神气得很。

十多年前，外地人还开着大卡车来收蛤蟆，只收青蛙，他们管蛤蟆叫田鸡，说味道美极了。村里人对这美味不动心，千百年的饮食习惯不容易改。但逮一只蛤蟆可以挣几毛钱，一晚上可以有百块钱的收入，种一季庄稼也卖不了几个钱。村里很多人动心了，我也加入到逮蛤蟆的行列，并为此配置了行头一一三节手电筒和长筒胶鞋。

每晚夜深人静了，我就钻到庄稼地里去逮蛤蟆，听父亲说，蛤蟆很老实，用手电筒照过去就一动不动，随手就可以扔到塑料袋里。每天或多或少都有收获。父亲捉蛤蟆的帮手，叫黑蛋，乡亲们打趣说，他是从非洲过来的，浑身和眼珠子一样乌黑，唯有牙很白。黑蛋小时候就爱捉弄蛤蟆，每次雨后土路上，就会跳出来一些小蛤蟆，黑蛋用小木棍捅它们，它们会气得肚子鼓得像一面小鼓，嘴里不停地呱呱大叫。

他好像是蛤蟆的克星，白天徒手也能逮到蛤蟆。村里人眼红说，“小心啊，蛤蟆会报仇的。”黑蛋才不管这些，每天早晨就能看见，他把蛤蟆骨碌碌地，从湿漉漉的编织袋里倒出来，接过一堆钞票，便塞到他的上衣兜里，鼓鼓的，像一只肥嘟嘟的蛤蟆。每年夏天是黑蛋的收获季节，他黑乎乎的胖手，仿佛一架捉蛤蟆的机器。

洋河干涸了差不多有十几年了，最近这几年，区里面打算开发这块地，开始有规划的蓄水。前几天，我站在洋河大桥上远眺，洋河已然是旧貌重现了，河面宽阔，流水平缓，两岸的青纱帐依然茂盛，居然飞来了白鹭，它们是天堂里的鸟啊！

我没去河边，相信蛤蟆们肯定也在，洋河水笼罩在晚霞里，河面波光粼粼，反射的夕阳金灿灿的，河岸、大堤错落有致，这情景，模糊了我的双眼。河道的低洼处里还有水坑，尽管河边的柳树被水冲倒了，也着实让我欢喜。

洋河水离我很近，蛤蟆却离我很远。我不希望活蹦乱跳的蛤蟆，静止为工艺品的形态，仅仅作为图腾和标本存世。现在回老家也很难见到蛤蟆了，难道被人们吃完了？村子里的老人说起蛤蟆的美味，如数家珍，我小时候也曾是牛蛙的“杀手”。

如今疥蛤蟆去哪了？它们虽然看上去很倒人的胃口，黄了吧唧的颜色，又湿又粘，还疙里疙瘩的，嘴叉子更大，肚子浑圆，只会呱呱地低声叫唤。可我还是怀念，那儿时舌尖上的腥味。